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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学是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

时间:2014-06-14 08:48来源:商周刊 作者:郭霞 点击:
是时候停下来动动脑子了 商周刊: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纷繁复杂,变化日新月异,新生事物层出不穷,有许多新课题需要去研究,而您为什么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哲学? 吴晓明:近100年,我们向外部世界学的东西非常多,但是思考的东西很少。我们常常以为把西方的思
  是时候“停下来动动脑子”了 
  商周刊: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纷繁复杂,变化日新月异,新生事物层出不穷,有许多新课题需要去研究,而您为什么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哲学? 
  吴晓明:近100年,我们向外部世界学的东西非常多,但是思考的东西很少。我们常常以为把西方的思想拿来用,就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了,但是现在发现,恐怕不行。 
 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,我们从西方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,取得了巨大的成就,最近,英国首相来中国,说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还快了好几倍,不管这话有没有恭维的成分,但是至少说明,我们在发展速度上,是十分领先的。 
  但另一方面,在理论层面上,我们没有提出自己的思考来回答时代的问题。最近一次我遇到张军教授,我问他:“中国经济最近30年的快速发展,得几个诺贝尔奖合适?”张军笑而不语,我说:“得3-5个不算多吧?但是我们一个都没得到。”如果是“诺贝尔经济奖”,那么中国无疑是最应该获奖的,但是“诺贝尔经济学奖”,我们恐怕就缺乏这方面的理论和思想了。 
  商周刊:那么,这种理论和思想的缺乏,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? 
  吴晓明:不仅是经济上,当前在政治上、法制上,我们都面临着这样的思想困境。 
  以法制为例,现在很多人一谈法制,就认为要“法治”,不要“德治”,法治和德治是对立的,要建设法制社会,就不需要道德。而实际上,这是一种误区。黑格尔在《法哲学原理》里面就论述过抽象法、道德法、伦理法,实际上抽象法是最低层次的法,一个好的立法,必须要首先了解这个社会的道德、伦理状况。 
  比如现在比较突出的医患矛盾问题,有些专家绞尽脑汁,想出来的办法竟然是一个医生配一个保镖,医院加强安保措施等,诸如此类的办法,完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 
  可以说,现在社会科学整体状况水平非常低,这个低不是在于学的东西少,而是在于完全没有脑子,学来的东西不会思考,不会批判。我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学习,发展到现在的阶段,现在是时候我们停下来动动脑子,来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。 
  哲学并不遥远 
  商周刊:尽管如此,有很多人还是认为哲学只是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,是象牙塔里的“精致古董”,没有什么用处,时代需要哲学,那么哲学应该怎样去贴近时代呢? 
  吴晓明:象牙塔里的学问总是要有人做的,这种纯学术研究也有其价值,不能摒弃。而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在于一个时代产生什么需要,哲学就要回答什么样的问题,一个民族理论的发展程度取决于这个民族对理论的需要程度。 
  回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新文化运动兴起,当时在我国出现了很多次哲学方面的论战,胡适、鲁迅、陈独秀等人反封建,提倡民主和科学,其论题都是当时时代最紧迫的问题。 
  从当时引进“赛先生”,到今天“科学”逐渐成了中国人追求的理念。在中国人看来,“科学”一词的含义是真理、正确的、对的。而在西方人看来,“科学”是与“人文”相对的自然科学。所以,现在我们的“科学发展观”,这个词翻译到国外,外国人听不懂,也理解不了。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产物,它必须要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,才能为时代所接受。 
  商周刊:那在您看来,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特点,提出了什么问题? 
  吴晓明: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,其变局可能是数千年未遇的变局。在二十世纪初,也有思想家们认为当时的中国处于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而现在的变局,可能比那个时候还要巨大。 
  举个例子来说,在当时假如有一个前清遗老,他有四个儿子,分别是国民党左派、国民党右派、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,那么这个老爷子会很痛苦,因为四个儿子,没有一个人会听他的。也就是说,那个时代,各种思想、观念发生了激烈的碰撞。 
  但是为什么说现在的变局比那时更巨大呢?因为无论是国民党左派、国民党右派、共产党还是无政府主义者,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。而现在我们的时代,可能是“动荡的”、“没有基底的”、“信仰缺失的”,现在很多人是没有理想的,很多人的信条是“宁肯做一只快乐的猪,也不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”。 
  所以说,现在的时代提出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大变局中,寻找思想和信仰的力量。 
  商周刊:要让整个社会去思考,去接触哲学、理解哲学?而不被哲学的深奥吓倒,有什么办法? 
  吴晓明:哲学跟我们时代,跟每一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,当然有一些西方的哲学在表述上十分深奥。但是其原理是非常简单的。还有一些故弄高深的学问,恐怕不是哲学,而是炫耀哲学的外表。哲学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成一种学术,而是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。只是当你的“三观”成为一种体系的时候,那么你就变成了一个哲学家。 
  所以1640年左右的英国,1789年左右的法国,几乎遍地都是哲学家。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,原来的社会体系、思想体系在崩溃,每个人都在思考自身的命运走向,现实问题。所以,哲学并不是一门晦涩艰深的学问,而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思维方式,与事物打交道的方式。 
  收拾精神,自作主张 
  商周刊:当代中国,在思想领域的资源是什么?如何将之形成系统,形成我们自己的哲学话语体系? 
  吴晓明: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,而现在,中国传统文化、西方现代文明、马克思主义,是我们在思想领域的三大财富。 
  很多人认为经过“新文化运动”和后来的“文革”,以及改革开放后西方思想的冲击,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所剩无几,实际上不是这样的。文化这种东西是刻在人的骨子里的,中国人有自己的思维方式,上海有一个很出名的“新自由主义者”,他十分推崇西方文明,几乎就是“全盘西化”。但是,即使这样的人,他在遇到事情的时候,想到的也会是用“中国式”的处理方式,比如找关系、托人情这种方式。 
  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是“原子式”的,相互独立,而中国不存在原子式的个人,这是理解中国的钥匙。中国传统一定是在某些方面起作用的,中国社会不是原子个人和原子个人的契约关系,而是半伦理半宗法的关系。 
  而另一方面,我们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,这个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。 
  至于马克思主义,则是提供一种现实的但同时是超越的理解,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,中国为了完成现代化所进行的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。 
  事实上,这三个方面一直在争论,一直在斗争,但是最终一定是在这思想资源中,形成我们新的哲学。 
  黑格尔讲过,古代希腊人就是这样,在面对东方文明的冲击时,希腊人牢记了德尔菲神庙的格言:认识你自己。在这个基础上,整理好这堆杂物,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。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,也是如此,我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,又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,所以需要向西方学习,但是要“收拾精神、自作主张”。 
  商周刊:马克思主义曾经在中国革命时期发挥了指导作用,到今天,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意义应该是什么?它又应该如何完善自身? 
  吴晓明:在过去,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,是政治上的作用,而现在,我们面临着思想体系的建设,马克思主义应该发挥学术上的作用,在未来开辟思想的道路上,做“带头大哥”。 
 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关注现实的,历史唯物主义,可以作为分析社会生活的工具,这个使得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优越性。未来中国的哲学话语体系,其发展可能就是一种新文明类型,不是变成另一个英国、法国。理论和学术的功能,一定是在竞争中发挥作用,在竞争中相互作用。所以,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,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,形成自己的一套体系。 
  中国原来的学问,分为经史子集,最关键的是经和子,“经”主要是儒学,而“子”就是百家,儒学也是百家之一,后来因为他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,成为主导,这是历史形成的。现在按照官方的说法,马克思主义是“经”,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是“子”。这个经的地位也不是自封的,而是历史形成的。

【编辑:小刁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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